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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拆除的“布鲁塞尔墙”

世界上两个最大国家集团的总部设在布鲁塞尔:一个是最大的经济集团——欧盟;另一个则是最大的军事集团——北约。这两位“同居一城的伙伴”关系如何?最新一期《外交事务》(2010年5月/6月号)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简洁而形象地给出了答案。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布鲁塞尔墙——拆除欧盟和北约的屏障》。作者是威廉•德罗兹迪亚克。此君既是美国德国协会主席,也是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跨大西洋中心主任。文章认为,欧盟北约隔阂摩擦不断,仿佛彼此间矗立着一堵“布鲁塞尔墙”。在亚洲崛起的21世纪,美欧若想继续保持其“世界权力和影响力中心”的地位,就必须拆除这道屏障。

或许,德罗兹迪亚克只是想借用冷战期间分裂东西方的“柏林墙”打个比方。进而,在分析西方内部分歧的基础上,为西方仍然主导21世纪开出有效良方。无独有偶,在5月17日奥尔布赖特公布的《北约2020:确保安全积极接触》报告中也分析了北约和欧盟间存在的问题,并呼吁双方加强伙伴关系。

欧盟有27个成员国,北约有28个。其中,21个是交叉重叠的。于是,问题产生了:同样的国家,为什么在不同组织里,其利益目标竟然如此不同?其实,欧盟和北约的矛盾看起来扑朔迷离,但归结起来却很简单,即实质上是美国和欧洲的分歧。

首先是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拖跨了整个欧洲。为了对抗苏联,西欧国家只好寻求美国的安全保护。于是,北约诞生了。但千万记住,北约是美国控制下的军事组织。在其中,西欧国家却是“听喝的小兄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西欧面临的安全威胁消退了。这些昔日的小兄弟便要摆脱控制、自强自立。欧盟不仅成立了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而且还在欧盟理事会成立了欧洲防御局等军事组织,一心想丢掉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可以说,在过去20多年中,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一直是欧美矛盾的主线。直接后果之一,便是欧盟和北约之间的“合作僵局”。

其次是厌战与好战的矛盾。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让欧洲人吃尽了苦头。痛定思痛,反战思想嵌入欧洲人的内心。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欧洲人从煤钢共同体、再到经济共同体,最终形成目前的欧洲联盟。在和平环境下,欧洲人一步一步地加深了自己的一体化进程。而美国则不同。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了超级大国。冷战结束,又将美国推上了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在这“一国独大”的环境下,美国发动了两次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2003年,美国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时,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等国强烈反对,致使欧美裂痕扩大。在阿富汗战争中,英法等欧洲国家虽然在北约框架内也出了兵,但1800多人死亡已使欧洲的反战情绪越来越大。2010年2月,荷兰政府便因是否撤回本国在阿富汗战场的士兵问题跨了台。欧洲的反战情绪之浓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是增加还是削减军费开支的矛盾。中国有句老话,战争看似将士之战,实则钱粮之战。奥巴马似乎也清楚这一点。他上台后,一方面要求欧洲的北约盟国增兵,同时也呼吁欧洲国家大量增拨军费。奥尔布赖特的报告也警告“欧洲国家不要在目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削减国防预算”。据报道,美国的最新国防预算为7100多亿美元。而北约欧洲国家的国防预算总和才2800亿美元。在目前希腊债务危机日益蔓延的情况下,一些欧洲国家削减国防开支的呼声日渐高涨。

奥尔布赖特等北约专家小组在其报告中强调:“如果这种(国防预算)不平衡得不到遏制,将损害(欧美)联盟的凝聚力。”

数年前,北约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杰米•谢伊曾笑谈,北约和欧盟虽然同在一个城市,但北约若想跟欧盟通话,简直比跟沙特阿拉伯还难。由此看来,假如在欧盟和北约间存在“布鲁塞尔墙”,那么,它的砌成也并非一日。若想将之拆除,也不会是一日之功。

(原文见http://article.cyol.com/home/zqb/content/2010-05/23/content_3244641.htm

生为奥匈帝国末代皇储 死为“共和国的忠实公民”

7月16日,奥托•冯•哈布斯堡(下文均称“奥托”)的葬礼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圣斯蒂芬大教堂举行。主持葬礼的是克里斯托夫•舍恩博恩红衣大主教,参加葬礼的有瑞典、英国、西班牙和比利时的皇家成员,卢森堡和列支敦士登的大公,还有格鲁吉亚总统、克罗地亚总理、欧洲议会议长和奥地利的高官。

葬礼的气氛是庄严肃穆的,场面是宏大壮观的,死者身份也是非同小可的——奥匈帝国末代皇帝的长子、奥匈帝国最后一位但却从未戴上皇冠的皇储、国际泛欧联盟荣誉主席、议政20年的欧洲议会议员……

当天下午,奥托和他一年前去世的妻子瑞吉娜公主被一起安葬在维也纳皇家墓穴。这座皇家墓穴1633年以来安葬了140多名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其中包括12位皇帝和18位皇后。第二天(7月17日),按照哈布斯堡家族的传统,奥托的心脏被放置到了匈牙利的潘诺恩哈尔姆千年修道院。

在欧洲,哈布斯堡是个响亮而高贵的名字。从13世纪末期开始,其家族成员曾出任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地利帝国皇帝、匈牙利国王、波希米亚(现在的捷克)国王、西班牙国王、葡萄牙国王等,几乎曾统治了全部欧洲。

仅从姓名学的角度来看,哈布斯堡是尊贵姓氏;在姓氏前加个“冯”字,也是贵族独享的特权。

奥托的全名是:弗兰茨•约瑟夫•奥托•罗伯特•玛丽亚•安东•卡尔•马克斯•海因里希•西克斯图斯•克萨韦尔•费利克斯•雷纳图斯•路德维希•加埃坦•皮乌斯•伊格纳蒂乌斯•冯•哈布斯堡-洛林。

这么长的名字,肯定是混杂了许多家族长辈的名字。这么做就更显得是贵族中的贵族了。

奥托1912年11月20日生于奥地利的赖歇瑙。4年后,其父卡尔一世即位奥匈帝国皇帝,作为长子的奥托自然成了准备未来登基做皇上的皇储。但两年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使风雨飘摇的奥匈帝国解了体。1918年,在奥匈帝国瓦解前夕,卡尔一世公开表示:“只要保留皇位,可以放弃一切政治活动”。但建立了共和国的奥地利不眷恋皇帝,卡尔一世全家被驱逐出境,而匈牙利也拒绝接受他们。从此,奥匈帝国的末代皇帝携全家开始了国外流亡生涯。

1922年,34岁的卡尔一世在恢复皇位的黄粱美梦中死于葡属马德拉群岛,未满10岁的奥托成为奥地利皇位继承人和哈布斯堡家族族长。

揣着空头皇冠的奥托到处流浪。瑞士、德国、西班牙和比利时他都呆过。由于笃信天主教,奥托在西班牙高中毕业后进入世界上建校最早的天主教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并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

二战前后,奥托极力反对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他积极游说斡旋,曾帮助1.5万名奥地利人(其中包括很多犹太人)逃离纳粹魔爪。希特勒对他切齿痛恨。

德军攻占比利时后,希特勒命令德军抓住奥托即可“就地枪毙”。他因此逃亡法国,但法国很快就战败投降。最终,美国总统罗斯福安排他到美国避难。

二战后,奥托回到欧洲,与落难公主瑞吉娜一见钟情并结了婚。

战后那些年里,奥匈帝国曾统治过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等地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落入了苏联的掌控。奥托深知再当皇帝已是完全不可能了。

1961年,他不情愿地正式宣布放弃奥地利皇位,自称“共和国的忠实公民”。同年,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允诺他死后奥托可出任西班牙国王,但他婉言谢绝了。

奥托拥有奥地利、匈牙利、德国和克罗地亚4国公民身份,但他及其全家却从1951年以来一直定居德国巴伐利亚的小城波京。1979年,他以巴伐利亚籍民盟党员的身份入选欧洲议会,一干就是20年。

当年的奥匈帝国,统治着大致相当于当今的奥地利、匈牙利等11个国家,国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或许是出于皇家思想的熏陶,奥托总是摆脱不了“一统天下的帝国思想”。他一直主张欧洲一体化和欧洲统一,对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做出了积极贡献。

1989年夏天,他组织了极具象征意义的匈牙利和奥地利跨境野餐会,将当时分割欧洲的“铁幕”撕开了一条口子。

东欧剧变后,奥托的追随者们曾想拥立他做匈牙利第一任总统,但他放弃了。他将主要精力用在了推动欧盟东扩上。直到去世,他还在为克罗地亚加入欧盟而呼号。

2011年7月4日,奥托在波京的家中去世。

在近百年的人生历程中,这位热衷于政治活动的末代王储一天皇帝也没当上。对此,他曾幽默地说:“作为议员,我感到很幸福。如果遇到一位愚笨的人,作为议员,我可以说他是一头驴;而如果是皇帝,我就只能称他是阁下了。”

仅凭这一点,奥托的一生是明白透亮的一生。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欧洲人”。欧洲议会前议长波特林称他为“当代最不同寻常的人”。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家》杂志(7月16日-22日)的简介更实在:“他是一位快乐辞世的人。”

(原文见http://zqb.cyol.com/html/2011-07/19/nw.D110000zgqnb_20110719_4-04.htm

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百年人生

10月1日(2012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中国,人们喧闹地享受国庆长假;在英国,一位知名史学家走完了他的世纪人生。

这位英国史学家名叫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但在提起他的时候,人们习惯于在其名字前加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样的定语。用意很简单,就是想提醒世人注意:他是一位左派、一位共产主义者、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霍布斯鲍姆的95年人生很坎坷,也很复杂。但他给自己的自传取名为《妙趣横生人生》。从下面的简单履历中,不难看出他的一生的确很有趣。

1917年6月9日,霍布斯鲍姆出生于埃及名城亚历山大,比1917年11月7日的俄国“十月革命”“早生”近5个月;他死于2012年10月1日,比共产主义在俄罗斯“多活”了20多年。

1932年,霍布斯鲍姆在德国柏林上中学时成了一名共产主义者,德国当时盛行的是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对于热衷政治的犹太人霍布斯鲍姆来说,在反对纳粹主义的情况下,他似乎只能选择共产主义。

1936年,霍布斯鲍姆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时加入了英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

1956年是对霍布斯鲍姆共产主义信仰的“大考年”。这一年,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揭批了斯大林的重大过错;这一年,苏联坦克开进了匈牙利。这些事件证明,霍布斯鲍姆“拥抱”斯大林主义“是一出滑稽剧”。霍布斯鲍姆的许多知识界朋友因此脱离了共产党,但他坚持了下来。与以前不同的是,他不再支持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1991年,苏联解体,共产党在俄罗斯失去了执政地位。但霍布斯鲍姆依然相信共产主义。同一年,英国共产党也解散了,但他声称不放弃共产党员身份。有人问为什么,他给出的答案是,他那一代人相信“十月革命”能给世界带来希望;现在,他不能背叛那场革命和参加那场革命的革命者。

2007年,在他90岁生日的聚会上,朋友们取笑他是“最后一位活着的共产主义者”、“矢志不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霍布斯鲍姆一生著作等身,但其中最著名的是“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和《极端的年代》。这四部书内容的时间跨度近200年,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一直讲到1991年的苏联解体。

因为善于概括时代特征,一家美国媒体2012年5月采访霍布斯鲍姆时问他,目前的世界处于什么时代?他没有正面回答:“当然,我们没有进入和平时代。这是一个问题非常多的时代,没人能说清将会发生什么。”

霍布斯鲍姆也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一位现在红得发紫的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认为,他是20世纪最好的历史学家之一。而曾在1969年出版了《匈牙利革命》一书的英国评论家大卫•普莱斯-琼斯则认为,他对共产主义的支持影响了他的“专业判断力”。

欧洲议会主席马丁•舒尔茨说:“他是一位拥有特别品质和特别判断力的人。他的著作影响了我们所处的时代。”

霍布斯鲍姆在中国也相当受关注,在他出版的30多部著作中,有10多部被译成了中文。

马克思曾说过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似乎给霍布斯鲍姆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在2011年出版最后一部书时,书名就是《怎样改变世界: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故事》。

(原文见http://zqb.cyol.com/html/2012-10/08/nw.D110000zgqnb_20121008_2-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