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女婿陆征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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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教堂钟楼                                     布鲁日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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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安德鲁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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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日运河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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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日集市广场

2008年,英国人拍了一部电影,叫《In Bruges》。如直译成中文,应该是《在布鲁日》。但有选词比较文学的人,将它意译成了《杀手无假日》。两者一对照,不难发现后者更迷人,译者很可能是一位“标题党党员”。

别看电影的英文名字不太招人,但其商业味儿浓烈的宣传海报却十分雷人:先杀人,再观景。这是商人赚钱的独特之处,既概括了电影内容,又刺激了民众掏钱走进电影院的欲望。的确,电影讲述的就是“两位杀手在英国伦敦杀了人,然后躲到比利时布鲁日观赏风景”的故事。

布鲁日是比利时西北部的一座小城市,离北海14公里,跨过英吉利海峡就到达伦敦了。布鲁日的荷兰语名称“Brugge”。所以,按音译,也有译成“布吕赫”的,其英语和法语名称写法相同,都是“Bruges”。

布鲁日建城时间大约是10世纪,但它的辉煌和繁荣却是12世纪~15世纪的事。那时候,布鲁日不仅自身是欧洲的纺织中心之一,而且还是欧洲著名的港口之一,转口贸易十分发达。贸易和经济上的繁荣也给当地文化和艺术带来了勃勃生机。

Brugge是桥的意思,由此可以想象,布鲁日的桥肯定少不了,共有50多座。有桥就有水,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运河也是布鲁日的亮点,因此素有“小威尼斯”之称。如果看看电影《在布鲁日》中杀手乘舟畅游的情景,你或许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柔美的风光可以软化杀手的铁石心肠。”

布鲁日至今仍保留着古老的城墙、城门、市政厅和教堂等鳞次栉比的中世纪建筑,说它是一座“活着的建筑博物馆”一点都不为过。就是因为这些古老别致的建筑,布鲁日市中心于2000年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布鲁日的圣母教堂(Onze-Lieve-Vrouwekerk)建于1089年,非常有名,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它的尖塔钟楼高达120米,是全欧洲最高的;二是它保存着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圣母玛利亚与圣婴》雕像。这是真品,价值连城。

圣母教堂的钟楼是最高的,但依我看却不是最美的。要看最美的,要去几百米开外的布鲁日集市广场。这座建于1240年、高83米的钟楼,是布鲁日的标志性建筑。如果不惜力气,沿着366级台阶攀上钟楼顶部,布鲁日的景致会一览无余。在电影《在布鲁日》中,这座钟楼是不折不扣的“风景主角”,有关它的镜头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拿电影中一位游客的话说:“这是必看景点。”

近年来,到布鲁日观光的华人游客越来越多。但与其他游客不同的是,他们除了观看常规景点外,许多人还希望参观一下一个与华人有关的去处——圣安德鲁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Sint-Andries)。因为,原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外交总长陆征祥曾在这里出家修行了20多年,而且死后也葬身于此。

然而对于我来说,最先将陆征祥与比利时联系起来的,却不是圣安德鲁修道院,而是2009年拍摄的一部国产电影《我的1919》。影片是反映1919年巴黎和会题材的,内容很热闹,也很煽情,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一句话和一个人。一句话是影片主角顾维钧说的:“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个人则是以配角面貌出现的陆征祥。

在巴黎和会上,陆征祥是民国外交总长兼中国代表团团长。他给我的印象之所以深,不是因为他位高权重,而是因为他有个洋媳妇。需要说明的是,我这么说,绝不是出于“低级趣味”,而是有感于民国的风气开放。试设想一下:刚刚脱胎于大清国封建统治的中华民国,怎么能接受一位娶了洋媳妇的外长呢?

这种现象能够出现而且还能够被接受,我认为最主要的功劳应归属慈禧太后。晚清时,慈禧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如果没有她的同意和支持,当年热闹非凡的洋务运动和预备立宪就不可能搞起来。正是这两场史无前例的经济政治思想变革使中国国门洞开,也使许多上层精英人士具备了国际视野和中西文化的交流情怀。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娶洋媳妇也就见怪不怪了。

陆征祥生于1871年,可以说是洋务运动的受益者。为了培养外语人才办洋务,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在北京和上海开办了外语学校。北京的叫“同文馆”,上海的叫“广方言馆”。陆征祥在这两所学校都学习过,主修的是法语。

1893年,年仅22岁的陆征祥被选派到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当翻译。在那个年代,使馆叫公使馆,不叫大使馆。自然,馆领导也就是公使;那时,清廷也不是每个国家都派公使,而是一位公使负责好几个国家。比如,当年的驻俄公使,其实是驻俄罗斯、德国、奥地利和荷兰四国公使,但公使馆设在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当时,欧洲国家通行的外交语言是法语。所以,陆征祥正好用上了所学专长。

当年,清朝的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名叫许景澄。这位许公使是晚清大儒,特别喜欢陆征祥,许多重大会议或交际场合都要带着陆征祥出席。有一次,在一场交际舞会上,陆征祥结识了一位比利时女子。这就是后来成了陆征祥妻子的培德·博婓(Berthe Bovy)。培德是比利时驻俄公使的亲戚,当时在圣彼得堡一家教会教法语。

1899年,陆征祥和培德结了婚。陆征祥的这桩婚姻,出奇之处不仅在于中国外交官讨了外国女子做老婆,而且还在于两者的年龄相差悬殊。培德生于1855年,比陆征祥大16岁。结婚时,陆征祥才28岁,培德则到了44岁“高龄”。

陆征祥婚姻上是幸福的,政治上是复杂曲折的。民国初年,他曾先后8次出任外交总长、3次出任国务总理。其职务变换如此频繁,不仅反映了个人命运的多变,也折射了民国初年的丛生乱象。

为了凸显顾维钧的机智勇敢,电影《我的1919》把陆征祥描述成了一个性格懦弱的人。但实际情况却是,陆征祥十分有主见,办事也很勇敢。从个人生活上讲,作为一名外交官,当年就敢娶一位比他大10多岁的外国人做媳妇,即使拿21世纪的标准来看,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勇敢的人。

从政治生活上看,1911年10月10日爆发辛亥革命后,在革命是否能成功、清朝是否会垮台等问题还不十分清楚的情况下,作为清廷驻外公使的陆征祥,便于1911年12月31日和1912年1月19日两次联合驻欧使节通电敦促溥仪逊位。这样的举动,不能不说陆征祥有超人的政治勇气和政治判断力。

陆征祥是民国初年的一位政治风云人物。如果要高度简约地概括他一生的话,我觉得可以归结为“一次签字”和“一次不签字”。

“一次签字”指的是1915年他代表民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签署了《二十一条》。这是陆征祥背上“卖国贼”骂名的根源;“一次不签名”是指1919年他领导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这是有些人把他视为“英雄”的根源。

但在陆征祥夫妇看来,这两项“功过”并不能相抵。因此,陆征祥夫妇一直为签署《二十一条》而忏悔。1926年,培德因病去世。据说,她在留给丈夫的遗言中写道:“子欣(陆征祥字子欣),我的病大概没希望了。亲爱的,你平生一切都对得住我,只是一件,我认为最不光彩(指签订《二十一条》);你做这件事,不仅对不起我,也对不起你的国家,还对不起上帝。我死之后,你最好到我从前学习的教堂去修行,也许能得到上帝的赦免,还有望死后上天堂。”

培德曾学习过的教堂就是圣安德鲁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始建于1902年。准确地说,它并不是一座单一建筑的教堂,而是由7座建筑风格各异的教堂组合在一起的“教堂群”,所以荷兰语称之为“Zevenkerken(7座教堂)”。这座修道院属于天主教本笃会,建立的目的是为本笃会培养传教士。

圣安德鲁修道院位于布鲁日近郊,离市中心约9公里。这里绿树葱葱,环境优雅,是个修心养性的好地方。1927年,陆征祥在这里正式出家做了一名修士;1929年,他立下“三绝”誓言,即绝财、绝色、绝意,决心终生修道。

1949年,中国历史的上唯一一位“总理修道士”在比利时布鲁日病逝,享年78岁。

(原文见 http://zqb.cyol.com/html/2013-11/01/nw.D110000zgqnb_20131101_1-12.htm

比利时女婿陆征祥》上有1条评论

  1. 土木坛子

    人啊,有时候就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沙。这位陆先生的一些事迹我也听OBSG的神父讲过,他还有一些陆先生的资料,我也看过他的手迹:财聚人散,财散人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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