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宁与斯诺登

NSA是美国侦听和处理各种通讯信息的情报机构,所作所为都是保密的。很自然,什么“元数据计划”呀,什么“棱镜计划”呀,诸如此类,都不是明火执仗的公开行动。

斯诺登却偏不信邪,硬是将它们一股脑儿暴露在阳光下,实话实说地讲出了“老大哥在看着你”的真相。一时间,美国朝野震动。众议院议长博纳和前副总统切尼甩出一顶大帽子:斯诺登是叛国贼;总统奥巴马则暗示,可能将斯诺登引渡回国审判。

这就应验了奥威尔在《1984》中写下的一句经典:“欺骗无处不在时,实话实说就是革命行动。”

的确如此。在一定程度上,斯诺登的举动就是一场大数据时代的“揭秘革命”。作为“革命者”,斯诺登的损失也不小。年薪20万美元的工作丢了,在夏威夷的女友见不着了,藏在中国香港不能自由了。谁要是看过1998年的好莱坞大片《国家的敌人》,一定会为斯诺登的命运捏一把汗。

但斯诺登并不孤单。“革命前辈”中,知名的就不下20位。比如,丹尼尔•埃尔斯博格,1971年泄密美军军事干预越南的报告;马克•费尔特,1972年揭秘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乔•达比,2004年揭秘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丑闻。

除了这些前辈,斯诺登还有一位年龄相仿的同辈——布拉德利•曼宁。曼宁1987年生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比斯诺登小4岁。2007年,曼宁当了兵,在伊拉克服役,干的是情报分析员的活儿。利用职务之便,曼宁下载了数十万份美军机密资料。2010年,他将这些秘密文件交给了阿桑奇。

2010年4月,“维基解密”网站公布了一段搅动世界的视频: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美军士兵从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上对许多平民大开杀戒。除了恐怖画面,还可听到对话。一个声音说:“瞧瞧这些死了的家伙”;另一个声音则附和道:“漂亮!”

结果证明,死者并非武装人员,而是路透社摄影记者纳米尔•努尔-艾尔丁、司机赛义德•查马赫和多名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

2010年5月,曼宁被捕,现仍在美军军事法庭羁押。阿桑奇虽自身难保,但仍不断呼吁美国政府释放他的爆料人曼宁。

曼宁和斯诺登都很年轻,都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美国人。布什政府执政时,就是在反恐旗帜下通过了《爱国者法》和《保护美国法》。在当时的环境下,多数美国人愿意牺牲一些个人隐私权来换取自身更加安全。按理说,曼宁和斯诺登切身体会过恐怖袭击的危害,对个人权利、个人安全及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刻的认识。

但就是这两位经历过“9•11”的年轻人,却采取了“革命行动”,将窃取的国家机密公诸于众。为什么这样做?他俩给出的理由几乎相同:保护个人隐私和争取言论自由。他们甚至信誓旦旦地说,为了达到这两个目标,坐牢和牺牲也在所不惜。

在美国,个人隐私和言论自由难道就如此没保障吗?这样说显然有失公允。《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专门保护的就是美国人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目的是限制和杜绝政府机构非法搜集私人信息。为了保证政府部门对个人的监控依法办事,不至于胡来,美国政府还制定了《涉外情报监控法之增补法》和《美国涉外情报监控法及涉外情报监控法院诉讼规则》。另外,NSA实施某项监控计划时,事先还需得到监控法院法官的许可。

这就是说,曼宁和斯诺登之所以冒险“革命”,并不因为没有法律保护他们的自由,而是因为他们业已形成的“网络价值观”与以往的法制观念不太兼容。他们这一代年轻人,花费许多时间泡在网络聊天室和虚拟空间里,理想是享受绝对自由,认为所有信息都应公开、透明、免费和自由,控制信息就是专制独裁。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数字化时代,而美国法律却没能“与时俱进”,找到个人隐私、言论自由与个人安全、国家安全的新平衡点。

6月19日,奥巴马在柏林与默克尔会谈后表示,在网络监控方面,美国必须保证行政法规能跟上新数字世界的步伐。但他同时还说:“我确信,我们目前已(在实施监控和保护民众隐私之间)取得了适当的平衡。”

遗憾的是,奥巴马说的不是事实。曼宁和斯诺登的行为犯了法,却没有违反美国立国的宪法精神——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面对年轻人的观念更新改变,美国政府如果不能及时找到个人权利和政府权力的新平衡点,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曼宁和斯诺登。

(原文见 http://zqb.cyol.com/html/2013-06/22/nw.D110000zgqnb_20130622_3-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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