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2013年09月

艺术可以使人快乐

有时候,人会莫名其妙地不快乐。

要问为什么?苦思冥想也找不出原因。这时,最好不要想了。索性放下手中的活计,走到户外,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今天上午,我来到布鲁塞尔非洲宫(非洲博物馆)散步,那里的“水上爵士乐队”吸引了我。这个乐队的乐手是各种动物,它们惟妙惟肖的神情和倾心动情的表演,令我不知不觉中融入了迷人的乐曲中。待一曲终了,莫名的愁云尽散。留下的,只有神清气爽和轻松欢乐。

秋天来了,别样的美也向你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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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治病和尊严可以两全

近段时间,我投入很大精力采访了杨振治疗白血病这件事。杨振是比利时根特大学的一名中国留学生。不幸的是,他于2012年9月被确诊患上了急性白血病;幸运的是,2013年7月医院成功地为他进行了骨髓移植手术,现已出院。

回顾杨振的治疗过程,再加上对比利时医疗制度的粗浅了解,我深切地体会到,比利时的医疗体系不仅在努力救死扶伤,而且还在努力保护患者的尊严。就拿杨振来说,虽然是外国人,他生病后享受的医疗条件与其他比利时人一样,没有受到任何歧视和刁难;他需要支付的医疗费相当有限,不会因为治病而倾家荡产,也不必为了治病低三下四地四处求人。

试想一下,为了看病活命,如果需要变卖家产预交大笔押金和支付高额手术费,如果需要四处送礼求人找医生拉关系,如果需要请客吃饭求得一张病床和骨髓配型……像杨振这样来自贫寒家庭的病人,还有尊严可言、能有尊严地看病吗?

在一个欠发达国家,一个人在生病之后,在性命都难保的情况下,可能更难保持做人的尊严。但在国小民寡的比利时,人民却可二者兼得,为什么?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医院是治病救人的机构,并非赚钱赢利的公司。在比利时,医院大多数是“国营”性质的,约80%资金靠政府预算拨款。因此,医院没有经济负担,医生只管钻研医术和精心给病人治病,而不需要考虑创收问题。

全民医保使人民看病无忧。在比利时,法律规定人人必须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保费根据投保人的工资收入不同而变化。收入少的每月只需交十几欧元,收入多的也只需交几十欧元。而且,受益者是全家所有成员,并非投保者一人。有了这种基本险,全家人看病买药只需支付全部费用的约20%。如果这20%仍无力支付,既可申请分期付款,也可向社会救助机构寻求资助。一句话,比利时人即便没有钱也不耽误看病。

国家保障人人享有平等看病和使用医疗设备的权利。比利时的医院没有专门的高干病房、高价病房等为特殊人群服务的设施,医院对所有病人一视同仁。本来,比利时人在买了基本医疗保险后,还可以专门购买一些商业险种,比如可以享用单人病房的住院险等,但从医院的角度讲,原则是必须优先保证病人有床位,而不是让个别人享用单人病房。也就是说,只有在有闲置病房的时候才有单人病房。

护士上门服务保证了医院设施可以充分利用。如果一个住院病人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可以回家接受治疗时,医生就会建议病人出院回家,病人需要的打针、换药之类的服务,或者必要的康复训练等,护士和康复师均可上门服务,费用涵盖在基本医疗保险之内。这样,医院的医疗设施就尽可能地留给了需要住院治疗的病人。

医院护士24小时服务,不用病人家属轮班陪床。比利时的护理工作是相当职业化的,护士提供全天候服务。病人家属可以在规定的探视时间里探视病人,但不需要轮流陪床和自费雇用护工。护士基本上可以做到微笑、耐心服务,几乎没有甩脸子甚至训斥病人及家属的情况。这样,病人家属不必浪费精力耽误工作为病人操劳。

官员不追求特别的医疗照顾。比利时皇家成员和政府领导人生病的时候,往往会以身作则,并不要求特殊的医疗服务。鲁汶大学圣吕克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昂松教授告诉我,一次比利时国王生病住院时,他要求与其他病人享受一样的待遇,不搞特殊化。国王说,这样他可以和自己的人民更接近。

“无过错医疗条例”化解医患矛盾。2009年1月1日,比利时正式实施了“无过错医疗条例”。根据该条例,一旦发生医疗事故,只要医生不是故意而为之,即可免除责任,患者则可得到赔偿。因此,医患关系保持了友好和谐。

中国有句古语:“蝼蚁尚且贪生”,人爱惜自己的生命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同时,但凡是正常人,都会爱惜自己做人的尊严。有人甚至认为尊严比生命更重要。人得了病,特别是在生命难保的情况下,维持尊严的能力可能会格外脆弱。一个生病的人想要保住自己的生命,尤其是在维护生命的时候还想保持尊严,谁能帮助他、有什么办法?除了他所在国家的政府建立的一套真正为民服务的完善医疗制度之外,别无良策。

(原文见http://zqb.cyol.com/html/2013-09/21/nw.D110000zgqnb_20130921_3-03.htm

默克尔梅开三度有隐忧

在9月22日的德国大选中,现任总理默克尔又胜了。一些喜欢按性别分类和比较政治家的评论人士说,默克尔如能顺顺当当地完成这4年任期,三度执政的时间累计达到12年,将超过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当首相的11年,从而成为欧洲执政时间最长的女性国家领导人。

评论人士之所以加上“如能顺顺当当地完成这一个4年任期”这样看似多余的假设条件,不只是出于说话严谨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为了提醒曾经发生在撒切尔夫人身上的前车之鉴。1979年,撒切尔夫人第一次当选英国首相,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1987年,她第三次当选。但遗憾的是,由于政见纷争,保守党内部分裂,在任期届满仅剩一年的时候,撒切尔夫人1990年被迫辞职,没能完成她的第三个任期。

默克尔是2005年第一次当选总理的,她也是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总理,此次恰巧又第三次获胜。对于默克尔的“粉丝”们来说,他们可没心思回顾什么历史和前车之鉴之类的东西,而只顾一门心思地为偶像胜选欢呼雀跃。在支持者的心目中,默克尔能第三次当选,是因为她是一位了不起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领导人。他们张口就能说出的理由大体上有:她把德国搞得蓬蓬勃勃民富国强;她领导欧盟走出了主权债务危机;她在国际舞台上坚定地保护了德国人利益……

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些理由或许站得住脚。但如果跳出德国,站在欧盟甚至世界的角度看,这些理由就未必站得住脚了。

先看看德国国富民强这一条。的确,德国是欧洲第一大经济体,经济发展也一直未陷入衰退。但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并非完全出于默克尔的功劳,也有其他国家为德国作出贡献的“苦劳”。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曾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说,20世纪90年代,德国经济被许多人视为“欧洲病人”。1991年至2001年间,德国年年背负经常账户赤字。恰恰是2000年实施的欧元帮德国解决了这些问题,此后德国经常账户转为盈余,2007年峰值时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欧元区其他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正好是与德国盈余对应的另一面。

弗格森的观点很明显:是欧元救了德国,是其他国家的债务造就了德国的盈余。一些希腊百姓也曾通俗地说,是他们贷款购买奔驰车才促成了德国经济的发展。

再看看默克尔领导欧盟走出主权债务危机这一条。2009年,欧洲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作为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理应帮助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蒙受危机煎熬的兄弟。但默克尔开出的药方,却是“紧缩、紧缩、再紧缩”,一味要求危机重灾国实施财政紧缩。在每一次欧盟解决债务危机的首脑会议上,默克尔总是不慌不忙地讲这一套,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快要急疯了。

在许多希腊人眼里,默克尔就是一位铁石心肠、见死不救的“恶人”。一些希腊小报甚至还把她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希腊人现在担心,默克尔第三次当选,他们的日子会更难过。

一些分析人士也认为,默克尔的固执和紧缩政策延缓了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进程。如果说欧洲暂时走出了债务危机,与其说是默克尔开出的药方有效,倒不如说是时间消磨了欧洲的伤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因为默克尔的不热心和抵触情绪,致使欧洲银行联盟至今不能正常运转,这很可能为下一次欧洲债务危机埋下了种子。

最后看看默克尔坚定维护德国人利益这一条。说到底,默克尔只是为德国人捂紧了钱袋子,没有把纳税人的钱随便拿出去干“国际事务”。比方说,希腊等国需要援助,默克尔推三阻四,不愿意痛痛快快地掏钱;法国英国要打利比亚,德国却要躲在后面,退退缩缩不肯出人出钱。

这一切,从短期看,德国人是占了些便宜;但从长期看,德国人可能要吃大亏。因为,在别国需要帮助时德国不情愿出手,一旦德国需要帮助时,别国也可能袖手旁观。

我想冒着讨人嫌的危险提醒一下默克尔的拥趸:如果静下心来仔细想想,你们就不难发现,默克尔上次竞选时答应选民的那些承诺,到现在什么都没兑现。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分析的那样,德国政府没有简化税收体系,只为特殊利益群体提供了一些优惠,也没实施大的改革。默克尔所做的最大胆的国内政策改变,就是将关闭核电站。

可是,默克尔本来是支持核能政策的。但2011年日本发生核泄漏事故后,她看到势头不对,马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转而采用反对党早已支持的放弃核能政策。这就是默克尔的实用主义策略,自己提不出好主张,但只要民众支持,那怕是对手提出来的,她也会笑纳。

所以有分析认为,默克尔胜选,不是因为她善于吸引支持者投票,而是善于鼓动对手的支持者不投票。有人还给默克尔的这种策略取了个新名字:“默克雅维利主义”,即“默克尔+马基雅维利主义”。靠马基雅维利主义玩弄权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现在,德国经济已有颓势,要想避免滑向衰退,默克尔还真得拿出点具有创新性的本领来。

笔者不是默克尔的粉丝。对我个人而言,上述是是非非的评论,仅仅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寻常事。我更关心的是,像默克尔这样两次三番谋求连任并且能够成功,一定是德国政治制度的漏洞。

默克尔是通过选举上台的,这是事实;但她3次连任,不主动把机会让给其他人,或者说她不相信别的领导人有能力把德国搞好,这是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的。

美国立国之初,首位总统华盛顿的威望很高,如果他谋求连任,一直当到死恐怕也问题不大。但他当了两任八年美国总统就主动让贤了。之后,美国总统没有超过这个年限的,直到1933年出了个罗斯福,他竟然接连当选了四任美国总统。尽管罗斯福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但美国国会1951年还是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用法律明确规定美国总统任期最多不超过两任八年。

搞政治的人贪恋权力是司空见惯的。他们内心迷恋职位不肯下台,但口头上却老是打着“人民牌”。在民主国家,恋权者想法设法拉选票,会说人民选他合理合法;在非民主国家,恋权者则会挖空心思找证据,说人民需要他离不开他,他是欲罢不能。

数月前,波兰裔美国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曾慨叹,欧洲目前缺乏丘吉尔、阿登纳和戴高乐那样有能力的世界级大政治家。不知道老布是否含沙射影地在讽刺默克尔可能要第三次当选。但有一点已很清楚,默克尔不管能力是否赶得上阿登纳,但做法上却是在模仿他。

1949年,73岁高龄的阿登纳第一次当选西德总理,以后连续当选4次。但1961年第四次当选后,几乎与发生在撒切尔夫人身上的故事一样,他因“本党同志”的联手逼迫而于1963年辞职。

一位不具备长远责任心和战略思维的领导人,总是愿意亲自把权力尽量长地揽在自己手里,还要找一条崇高神圣的理由:为国家和人民着想。但当代世界政治的实践证明,只要制度明确了限任制,各领风骚的才俊一定会层出不穷。

(原文见 http://zqb.cyol.com/html/2013-09/25/nw.D110000zgqnb_20130925_2-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