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2013年08月

历史常拿人逗着玩

6月6日,这一天真特殊。

1944年的6月6日,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组成盟军登陆法国诺曼底,开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战场。当时,德国人败了。

2013年的6月6日,在“欧盟支持太阳能联盟”游说下,欧盟将挥舞反倾销大棒,对中国出口欧洲的光伏产品强征最高达69%的关税。此时,德国人胜了。

那一次德国人败了,胜利的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一次德国人胜了,失败的却是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1969年,当法国人建成世界第一座太阳能电站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搞不清此为何物。此后几十年,中国许多地区没有电,照亮仍点煤油灯。太阳能发电、光伏产业等新奇东西,一直是欧美人在享用。

可是,风水轮流转。中国光伏产业刚一起步,便迎来了2005年之后的“井喷式”发展。短短六七年,中国光伏产业一跃而为世界第一。但令人尴尬的是,中国生产的东西中国人享受不着,光伏产品的90%以上需销往国外,其中的70%落脚欧盟。

有报道说,如果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的法令如期执行,许多中国光伏企业将应声关门,倒闭率可达50%。

在我的心目中,太阳能是中国人掌握的为数不多的高新技术。不久前,这个产业还在我眼里闪耀着斑斓光环。可就是如此短暂的时间,光伏产品竟然和早先中国造的牛仔裤、旅游鞋、打火机一样,落到了欧盟反倾销大棒的打压之下。

历史就是如此残酷,经常拿人开涮。但我现在想说的是,中国光伏企业应记住历史教训,尽快寻找走出困境的方法。

短期之法是,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尽量与欧盟官方和企业沟通,劝说欧盟回心转意。欧盟若能完全放弃反倾销税,当然最好;若不能,降低一下税率、或减少征税产品的种类、或缩短征税时间等,都不错,都可降低中国企业的损失。

中期之方法是,开拓新兴市场,比方说非洲和南美等,减少对欧盟的依赖。与此同时,这些企业的注意力也应转回国内市场,让中国人尽快享受上太阳能这种清洁能源。

据报道,中国的荒漠面积为108万平方公里,1平方公里面积可安装100兆瓦光伏阵列,每年可发电1.5亿度。如果开发利用1%的荒漠,就可以发出相当于中国2003年全年的用电量。

长期之法是,中国光伏企业必须走技术创新之路。只有掌握了别人没有的技术,才能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也才能走出困境并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天合光能公司副总裁杨晓忠说,他们公司已建立了光伏科技国家重点实验室,可容纳100名科研人员。

如果再从深一个层次看问题,可以说,中国光伏企业目前在欧洲面临的悲惨命运,其实是中国所有外向型企业的缩影。中国经济要转型,首当其冲应该转型的是中国企业。它们的根本出路在于,甩开膀子推进科技创新,在正在发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新工业革命)中充当领跑者。

美国知名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模式改变世界》一书中说,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发生。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智能软件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所追求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即将被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个性化、数字化生产方式所取代。

早在2007年5月,欧洲议会便发布了一份正式书面声明,宣布把第三次工业革命作为长远的经济规划以及欧盟发展的路线图。目前,欧盟及其成员国正沿着第三次工业革命路线图努力前行。

显然,如果中国不想在中欧贸易争端中老是被动挨打,练习耐心和谈判技巧还远远不够,在新工业革命中充当技术创新的先锋才是经久不败的硬道理。

(原文见 http://zqb.cyol.com/html/2013-05/13/nw.D110000zgqnb_20130513_2-04.htm

 

滑铁卢追忆拿破仑

图5 狮子山
狮子山

眼前这座狮子山,圆锥形,高43米,徒步攀登226级台阶方能抵其顶。这是滑铁卢古战场的标志,来这里参观游览的人,大都会享受“登高而观全景”的惬意。

滑铁卢之战是1815年6月18日发生的,战场遗址距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20公里。当时,率军参战的主角有三位。一位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位是英国公爵威灵顿,另一位是普鲁士元帅布吕歇尔。拿破仑是一方,威灵顿和布吕歇尔结盟构成另一方。全部参战人马30多万。最后,拿破仑战败。

历史有时就像一个有趣的游戏。如果把拿破仑、威灵顿和布吕歇尔分别调换成曹操、诸葛亮和周瑜,滑铁卢之战不就是活脱脱的赤壁之战?如果再设想一位苏轼重生,他游历的不是赤壁而是滑铁卢,那么,“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又会换成什么浪漫词句呢?

至今,像苏东坡一样有名的古代中国文人骚客似乎还没参观过滑铁卢。但在欧洲,像苏轼一样有名的“欧洲苏轼们”来过这里的却为数不少。其中,拜伦和雨果最为有名。

1816年5月4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来到滑铁卢战场。这时,滑铁卢之战结束不足一年,英国上下还沉浸在大败拿破仑的狂喜和荣耀之中。许多英国人络绎来此,为的就是彰显这份喜悦和荣光。

拜伦则不同。他是英国人,但同时又是革命者、拿破仑的“粉丝”。听说拿破仑失败了,拜伦痛心地说:“我难过死了。”眼望滑铁卢战场的一草一木,拜伦心情很纠结——赞拿破仑,国人难容;颂胜利者,自己心又何甘?

雨果是拿破仑的同胞,自然没有拜伦的顾忌。1861年5月15日至7月14日,雨果专门来到滑铁卢,找家旅馆一呆就是两个月,走遍了当年发生过战斗的地方。雨果将采访的人和事及个人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变成了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一章,长达50多页。其中有两句名言,可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是,“二流将军打胜了一流战役”;另一句是,“失败反把失败者变得更崇高。倒了的波拿巴仿佛比站着的拿破仑更高大些”。这里,拿破仑和波拿巴是指同一个人,因为拿破仑的名字是拿破仑•波拿巴。

雨果《悲惨世界》中关于滑铁卢之战的专章名气之大,绝不输给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不同的是,雨果没把它写成诗,故而不能朗朗诵唱。比利时人很感谢雨果关于滑铁卢之战的作品。因此,雨果当年住过的旅馆(HOTEL DES CONNES)1962年不幸被毁坏后,比利时人在原地竖起了一根高高耸立的圆柱形纪念碑,以表达对雨果的深切怀念。

DSC_0154图8 雨果纪念柱
拿破仑雕像                                      雨果纪念柱

徜徉在滑铁卢古战场,游客们看到的纪念性建筑不仅仅是雨果纪念柱。狮子山是为纪念荷兰奥兰治王子威廉二世而建造的。滑铁卢之战打响之时,威廉二世率荷军作为盟军参战。混战中,威廉二世的肩膀被法军子弹击中。

为了表扬儿子的英勇行为,荷兰国王威廉一世下令在其受伤的地方修一座纪念碑(当时比利时还未从荷兰独立出来)。该工程1820年动工,1826年落成。因为是堆土而成的山,再加上山顶安放了一只高4.45米、重28吨的铁狮子,所以,这座“纪念山”就被称为狮子山了。

类似的纪念物,不仅胜利者有,失败者也有。以狮子山为中心,沿5号公路往北5公里,便到了滑铁卢镇中心。当年,这里有一家客栈,威灵顿曾把它用作指挥中心并住过两个晚上(1815年6月17日~18日)。现在,这里是威灵顿纪念馆。同样以狮子山为中心,沿5号公路往南4公里,路边也有一家客栈,拿破仑把它用作指挥中心并住过1个晚上(1815年6月17日)。现在,这里是拿破仑纪念馆。

对失败者的宽容和尊重,是西方文化的难能可贵之处。如果拿破仑纪念馆还不能完全说明这个问题的话,看完离狮子山只有几十米的拿破仑雕像后,人们便会深深体会到这一点。这尊雕像很小,或许是室外拿破仑雕像中最小的一尊,但瞅瞅拿破仑双手抱胸、头颅高昂而傲视群雄的姿态,哪有一星半点被打成“落水狗”的模样?

每次来滑铁卢,我首先要看的就是这尊拿破仑雕像,然后再一口气爬完那226级台阶。气喘吁吁之时微风拂面,会有一种畅快淋漓的感觉;极目眺望,开阔的战场尽收眼底,顿觉心旷神怡;双手举向空中,微闭双睛,枪炮声、人喊马嘶声,一阵接一阵回响耳畔……

图1 威灵顿指挥部图2 拿破仑指挥部
威灵顿纪念馆                                                            拿破仑纪念馆

苏轼说:“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苏东坡赤壁怀古时发出的人生感慨。许多中国文人也有这种生活意境,要么喝酒,要么做梦。但拿破仑的人生信念却没有苏轼那样诗情画意。他说:“世上只有利剑和思想两种力量。长远而论,利剑总是败给思想。”

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拿破仑挥剑征服了欧洲大片领土,其目的正是为了推广自己的思想。1839年,拿破仑的侄子拿破仑三世出版《拿破仑思想》一书,政治、军事、经济、法制等思想无所不包。但我觉得,从其对后世的影响看,欧洲统一和法制建设两大思想的影响最大。

直到今天,当欧洲人谈起欧洲统一的思想渊源时,总要提到拿破仑。但不同的是,拿破仑不仅是欧洲统一思想的倡导者,而且还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19世纪初,拿破仑控制下的领土涵盖了现在的主要欧盟国家: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

费利克斯•马卡姆所写的《拿破仑传》一书说,拿破仑被流放到大西洋上的火山岛——圣赫勒拿岛后仍不忘欧洲统一。他说:“欧洲自由地分裂成许多国家,但也可以统一后享受内部自由。成立欧罗巴合众国,欧洲和平就实现了。”

和拿破仑同时代的德国音乐家贝多芬,内心十分崇拜拿破仑。《英雄》交响曲也是为拿破仑而作。今天,《英雄》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已成了《欧盟盟歌》。在欧盟,每当庄严时刻,乐队都要演奏《欢乐颂》。但不知听众中,还有多少人将这雄壮的旋律与拿破仑联系在一起。

至于法制建设思想,拿破仑更是终生追求。1769年,拿破仑出生在科西嘉岛的一个律师家庭,从小受到法律熏陶;青年时代,拿破仑一直是孟德斯鸠和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信徒,深受他们的法制思想影响,以至于他对法律情有独钟。

1800年~1804年间,《法国民法典》的制定与颁布更是与拿破仑息息相关。期间,在法国参政院曾召开的87次会议中,拿破仑亲自主持了35次。有时,为了其中的一个用词或一句话,拿破仑甚至与立法者彻夜进行讨论。因此,这部民法典又被称为《拿破仑法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之后,拿破仑军事侵占到哪里,哪里就种下了拿破仑法律思想的种子。他自我评价说:“我真正的光荣并不是打了40次胜仗。因为,一次滑铁卢失败就把它全抹掉了。但有一样东西是永远不会被人忘记的,那就是我的民法典。”

拿破仑此言不虚。因为,今天仍在欧洲大陆发挥作用的法律体系——大陆法系,正是在《拿破仑法典》影响下和拿破仑武力推广下形成的。

图12 还原历史表演中的英军图11 还原历史表演中的普鲁士军
滑铁卢之战中的英军                                                    普鲁士军

图10 还原历史表演中的法军图4 滑铁卢之战图
法军                                                                              滑铁卢之战(油画)

历史有时也十分滑稽。拿破仑追求欧洲统一,但他用武力强制形成的统一很快就分崩离析了;拿破仑努力进行法制建设,但却修改宪法,废除共和制,使自己成为一位大权独揽的独裁者。所以,拿破仑的法制建设之路充分说明——宪法不等于宪政,法律不等于法治。

2015年是滑铁卢之战200周年。比利时有关部门正积极准备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届时,大型表演“重演滑铁卢之战”将把游人带回到200年前的战争场面。人们可以在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的战场中,细细品味“千古风流人物”的成败。

(原文见 http://zqb.cyol.com/html/2013-05/24/nw.D110000zgqnb_20130524_1-12.htm

 

历史告诉未来:人们应适应在经济低增长中生活

每天早晨醒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读报。拿起4月24日的英国《金融时报》(欧洲版)一看,头版头条的标题即刻跃入眼帘:悲观主义笼罩全球经济。黑黑的字体显得那么忧郁,搅得我也跟着情黯神伤。

文章的行文方法一如既往——用数字说话。Markit“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显示,欧元区4月的制造业PMI跌至46.5,创今年4个月来的新低。德国是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这一指数降至48.8,创近6个月来的新低。

Marki是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专业金融信息提供商,世界知名度颇高,其公布的PMI广受关注。通常认为,PMI的分界点是50,高于50说明经济在增长,低于50则说明经济在萎缩。

有关美国和中国的这一指数,要等到5月初才正式公布。但据预测,美国的PMI将从3月的54.6降至52,为2012年11月以来的最低点;而中国的PMI将从上月的51.6降至50.5,为两个月来的新低。

衡量一国经济增长与否的指数,肯定不止PMI一种。但如果世界经济大国的制造业PMI老是走下坡路,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世界经济前景是悲观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预测,也为这种悲观情绪添了注脚。今年1月的时候,IMF还说今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5%;可到了4月,就把这个数字下调到了3.3%。

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垮台引发世界金融海啸。接着,金融海啸又冲垮了实体经济。5年过去了,世界经济在增长与衰退之间苦苦挣扎,各国领导人在寻求刺激经济增长良方中苦苦忙碌,普通百姓在期盼经济恢复增长中苦苦等待。

有谁能给出世界经济恢复增长的时间表呢?现在看来还没有这样的人。如果顺着过去5年的思路想下去,我们将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经济将在时好时坏中打转,时而悲观主义占上风,时而乐观主义占主流。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用逆向思维来想问题:难道经济一定会增长吗?难道经济增长是“天赋人权”吗?

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欧洲走进历史死胡同》。他在文章中说,杰里米•边沁、约翰•穆勒、卡尔•马克思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等思想家认为,人类历史是朝着某个进步方向螺旋式上升的。这种思想倘若体现在经济学中,就等于是这样的假设:经济增长是一种定数,和天赋人权差不了多少。

如果人类历史是无限长的话,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历史又是有分期的。在一定时期,甚至在很长时期内,经济增长却是要么原地踏步、要么变化微乎其微。比如,罗马帝国就曾经历过长达250年的经济停滞期;西罗马帝国公元410年灭亡后,欧洲进入了长达1000多年的中世纪黑暗期,经济也几乎没有什么增长;1683年至1923年,奥斯曼帝国也遇到过类似目前希腊债务危机这样的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历时两千多年。新王朝初建时,统治者的国策大都是休养生息;待经济恢复了,却又是大兴土木,直至被另一个新的王朝取代。经济一直周而复始地在基本相同的层次上循环,谈不上真正增长,更谈不上人民生活的实质性改善。难怪元代著名散曲家张养浩在其代表作《山坡羊•潼关怀古》中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2012年,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戈登发表了一篇广受追捧也广受争议的文章,题目是《美国经济增长结束了吗》。文章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用定量分析法解释了经济增长并非天赋人权这一问题。他说,与人类历史相比,经济增长是个相对较晚的现象。如果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幅衡量,1750年之前几乎不存在经济增长。

戈登的计算结果是这样的——在人类人均GDP增长过程中,第一次翻倍用了500年(1300年到1800年),第二次翻倍用了100年(1800年到1900年)。进入20世纪后,该进程速度加快,1929年到1957年的28年间,人均GDP提高了1倍;1951年至1988年的31年间又提高了1倍。但戈登接下来指出,经济增长今后将大幅放缓。他推测说,未来经济的年增长率可能只有0.2%,远低于1987年至2007年间的1.8%。

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一份颇受重视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认为,人类用高能耗的方法发展经济,是不可持续的。它开出的药方是经济零增长。

通过回顾历史,有一点我们现在应该清楚了。经济到底什么时候会再次恢复增长,谁也不好准确判断,或许需要10年,或许需要几十年。在目前地球已不堪重负且科学技术又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经济低增长或零增长也是件正常的事。在一定时间内,人们应尽量习惯这种状态。否则,人类社会将应验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小说《兔子富了》里主人公所说的话:

“我们的孩子长大后只能靠剩饭剩菜为生,因为大餐已经被我们吃掉了。”

(原文见  http://zqb.cyol.com/html/2013-04/26/nw.D110000zgqnb_20130426_2-0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