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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巴士底狱的历史回声

埃菲尔铁塔
埃菲尔铁塔
巴士底歌剧院
巴士底歌剧院
巴士底广场_副本
巴士底广场
七月柱
七月柱

有句话,我记不大清是哪位翻译家说的了。大意是,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本质上讲是不可能的。因为,语言的背后是文化,文化是不能被翻译的。

如果你有意旅游巴黎,如果你在旅游巴黎时计划逛逛巴士底广场,如果你查看地名时不仅看中文而且还对照法文,那么,你即刻就会体验到法语译成汉语的“翻译文化冲击”。

巴士底广场,法语是Place de la Bastille。但在中文中,许多人却将其译成了“巴士底狱广场”。这个赫然吓人的“狱”字从何而来?显然,译者是受了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影响。因为,历史课本讲法国革命时,其中的重点段落在描述“英勇的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的故事。

一位逛完巴士底广场的朋友说:“一提巴士底,我想到的就只有法国大革命和巴士底狱,没别的。”由此可见,中学课本知识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

但他说这话时,无意中又暴露了另一个“翻译文化冲击”。那就是,在法国革命中塞进了一个“大”字。如果有兴趣,你可以翻翻法语或英语文献,大都会把这场革命称为Révolution Française或The French Revolution,并没有将“大”字嵌入其中。

为什么西方语言称之为法国革命的历史事件,译成中文却成了法国大革命呢?善意的解释是,译者采用的是意译法,因为法国革命确实是规模大影响也大。但我觉得,以下两点更值得关注。一点是,中国的精英人士们用“大”字来表达他们对这场法国革命的羡慕和支持。明白了这一点,可以更好地理解辛亥革命为什么要模仿法国革命。

另一点是,这个“大”字恰恰彰显了中国文化中“好大喜大”的嗜好。而正是这个嗜好,给当代中国和中国人曾带来过“大大”的伤害和灾难。比如,大鸣大放、大民主、大跃进、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基于这一点苦涩的认识,我在本文中一律抹去法国大革命中的“大”字。

闲言少叙,话归正题,接着述说巴士底(Bastille)。巴士底是一个地名,位于巴黎城区东部,中心部位的圆型地带原来的建筑正是巴士底狱,现在被称为巴士底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的是一根高51.5米的柱状纪念碑,直插云霄,被唤作“七月柱(Colonne de Juillet)”。围着广场,有11条街道向四面八方辐射,是名符其实的交通枢纽。

如今的游人来这里,可看的东西很多,其中之一便是这根“七月柱”。但需要弄清楚的是,虽然巴黎市民攻打巴士底狱的革命行为发生在1789年7月14日,但这根纪念柱却并非为纪念这一历史事件修建的,而是为了纪念1830年的“七月革命”。

法国“七月革命”共持续了27日、28日和29日这3天,推翻了波旁王朝,迎来了“七月王朝”。法国文豪雨果的著名小说《悲惨世界》,就是以描述巴黎青年在“七月革命”中的革命浪漫主义行为开篇的;法国浪漫主义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也是为纪念“七月革命”所作,但许多人却误以为这幅画描述的是1789年的法国革命。画中袒胸露乳的自由女神,右手挥舞着象征革命的红白蓝三色旗,左手紧抓着带刺刀的火枪,引领身后的人民奋起革命。

然而,也有许多人来这里,不是为了目睹有形的历史建筑,而是为了倾听无形的历史回声。因为,那座1789年法国革命时的标志性建筑巴士底狱,在革命爆发后的第一年就被革命人民在一片革命声中夷为平地,踪迹全无了。
巴士底狱始建于1370年至1383年间。当初建的并不是监狱,而是保卫巴黎城的军事堡垒。当时,法国和英国之间正在进行着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百年战争(1337年~1453年)。为了阻挡英国人的进攻,法国国王下令在巴黎城外修筑了这座防御堡垒。

随着巴黎城区面积的不断扩展,原来位于城外的堡垒变成了市中心建筑,自然失去了护城作用。到了17世纪,法王路易十一将他变成了一座关押政治犯的监狱。直到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时,这座监狱的主要用途依然是关押政治犯。其中,最著名的政治犯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伏尔泰(1694年~1778年)。

1717年,伏尔泰被投入巴士底狱,原因是他创作讽刺诗,含沙射影地无情抨击奢靡淫乱的宫廷生活。谁也没想到的是,伏尔泰因祸得福,利用狱中的大把时间,创作出剧本《俄狄浦斯王》。伏尔泰出狱不久,1718年秋,该剧在巴黎上演并轰动一时。伏尔泰因此一举成名,还赢得了“法兰西最优秀诗人”的桂冠。

需要说明的是,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著名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前496~前405年)就写出了同名剧本《俄狄浦斯王》。该剧被亚里士多德推崇为戏剧艺术的典范;而后经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演绎,还创造出一条人所共知的新名词——“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情结”。如果伏尔泰和索福克勒斯共同生活在当今时代,很可能引发一场知识产权之争。

历史常识告诉我们,攻打巴士底狱是法国革命爆发的标志。但问题是,革命者为什么要攻打巴士底狱而不是王宫?最流行的解释是,巴士底狱象征着王权和封建制度。摧毁了它,象征着王权垮台和封建制度的瓦解。这个说法很动人,一下子把革命者的行为崇高化和伟大化了。

但我觉得,这显然是革命理论家事后对这一事件意义的美化。因为真实情况是,1789年7月12日,巴黎市民上街游行时,与维持秩序的皇家军队发生了冲突。事后,谣言四起,说国王路易十六正调集军队准备镇压。而游行者手里的武器只是些棍棒、斧头和长矛之类的东西,显然难以对抗用枪炮武装起来的军队。

怎么办?寻找武器!哪里有武器?巴士底狱!因为巴士底狱除了是关押犯人的牢狱,还是存放着大量枪支弹药和大炮的武器库。于是,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喊出了当天最响亮的口号:“到巴士底狱去!”在这句口号的激励下,经过一天激战,巴士底狱最终被攻克了。从这一天开始,法国人进行了长达10年的激进和充满浪漫主义的革命。直到今天,7月14日仍然是法国的国庆日。

无独有偶,1911年10月10日,中国革命党人偶然在武昌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也是抢夺武器弹药,所以第一个攻占的目标便是楚望台军械库。那些武昌首义的革命军人,先想到抢夺保命武器是自然反应,后来的理论家们拔高美化了一下,说他们“吹响了推翻了清王朝的号角”。

绕着巴士底广场转两圈,没看到巴士底狱残留的任何石头砖瓦,我却清晰地听到从地下涌出了阵阵呐喊声:自由、平等、博爱。这是200多年前法国革命者的呐喊,但直到今天,世界上仍有许许多多的人,还在为把这句呐喊变为现实而奋斗。

(原文见http://zqb.cyol.com/html/2014-01/03/nw.D110000zgqnb_20140103_1-12.htm)

欧盟踏着名人足迹前行

图 4 舒曼雕像
舒曼雕像
图 1 欧委会大楼
欧委会大楼
图 2 欧洲议会大楼
欧洲议会大楼
图 3 欧洲议会游客信息中心
欧洲议会游客信息中心
图 5 欧元雕塑
欧元雕塑

中国是大国,人多、地广、历史长。或许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最明显的特色是“好大”——从政当大官,经商发大财,购物买大牌。再具体一点,说到旅游,尤其是到欧洲旅游,喜欢去名气大的大景点:法国卢浮宫、英国大本钟、意大利斗兽场……

若问寻常中国游客:“去过比利时吗?”听到的答案常是带着轻蔑口吻的反问:“那里有什么好玩的?”若问专业点儿的华人导游,他会聪明中透着藐视地总结说,“小比”(比利时)的“大景点”有三:一泡尿、一堆土和九个球。

一泡尿,是指15世纪拯救了布鲁塞尔的小尿童于廉;一堆土,是指1815年拿破仑兵败于此的滑铁卢古战场;九个球,是指1958年布鲁塞尔世博会时比利时的展馆建筑“原子球”。

自1851年第一届世博会在伦敦举行后,160多年光景,展览场馆建过无数,但真正留给后人能当“经典文物”的还真不算多。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最有名,布鲁塞尔的原子球也算一个。像比利时这样的微型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

打破偶像崇拜还是推崇个人崇拜
若有人问我:“在布鲁塞尔逛什么?”我会直言不讳地推荐:“看看欧盟总部。”布鲁塞尔是欧洲唯一一座具有“双首都”身份的城市。它是比利时首都,同时也是欧盟总部所在地,因此也被称为欧洲首都。乘飞机降落在布鲁塞尔机场,“欧洲之都欢迎您”的广告牌随时都会跃入眼帘。

在布鲁塞尔市中心以东约3公里的地方,有几座高大宏伟的现代建筑。它们的格调显然与周围的老式建筑不太协调,但蓝蓝的、大面积覆盖楼体的玻璃窗格外吸引行人的眼球。这里就是欧盟总部,有人将这些建筑干脆称为“玻璃大楼”。其中,突出的是欧盟委员会大楼。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欧洲是一个打破偶像崇拜追求人人平等的社会。但当你围着这些“玻璃大楼”走上一圈,你得到的强烈印象却是“个人崇拜”。因为,这里的每一幢大楼都是以一位历史名人的名字命名的。

比如,欧盟理事会的大楼被命名为利普修斯。尤斯图斯•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是16世纪南尼德兰(今比利时)的知名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欧盟委员会一座大楼被命名为查理大帝。查理大帝(Charlemagne)是公元8世纪法兰克帝国的皇帝,曾经征服过欧洲的许多地方。

就连一向以“人民代言人”自居的欧洲议会也不例外。它的两幢“玻璃建筑”被美丽的穹顶和蜿蜒的回廊连成一片。有人说,这些建筑是“上帝狂想”,用以形容建筑设计上的别出心裁和匠心独运。其中一幢被命名为保罗-亨利•斯巴克,另一幢为阿尔提艾罗•斯皮内利。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1899~1972年)是比利时政治家,当过比利时首相;阿尔提艾罗•斯皮内利(Altiero Spinelli,1907~1986年)是意大利政治家。

与欧盟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大楼挑选历史名人命名的方式不同,欧洲议会选定的两位人物则是当代名人。他俩曾是欧洲统一思想的积极鼓吹者,为推进欧盟的建立做出了杰出贡献,被誉为“欧盟缔造者”。

有些遗憾的是,这些“玻璃建筑”是欧盟官僚们正在使用的办公场所,戒备森严,游人不得随意入内。那些参观的游客,只能在楼外转转,或驻足门外往里望望。不过,如果有谁的确想到大楼里头尽情游玩一番,可选择每年的5月5日,因为这一天是对公众开放的“欧盟开放日”。

但有一点也特别提请游客注意:如果5日是星期天,则提前到4日。在“欧盟开放日”这一天,游人之多,完全可以用“人山人海”来描述。参观者在这里可以随便游乐,就像闲逛市场和游乐场一般。

不过,好消息是,欧洲议会新开了一个游客信息中心。这是一处设备现代的“欧盟历史博物馆”,游客可以随便进入,通过电视、图片、表演等形式了解欧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分裂的众国在彼此竞争中变强
参观欧盟,最重要的不是看历史古迹,而是其谋求联合自强的思想。美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中讲,1500年前后,欧洲之所以能够崛起并统治世界,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欧洲分裂成了众多国家,彼此在竞争中变得强大。

从一个角度讲,肯尼迪的说法是对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欧洲史也是一部谋求联合自强的统一史。1453年,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被奧斯曼帝国(土耳其)攻占。欧洲的基督教文明面临着穆斯林文明的威胁。1646年,波西米亚(捷克)国王便提议,欧洲基督教国家应组成国家联盟来对抗奧斯曼帝国的扩张。

18世纪后期,北美英属殖民地脱离英国而独立,建立了新型民主国家。当时欧洲,特别是法国的仁人志士非常羡慕美国的民主制度,希望予以效仿,也成立一个“欧罗巴合众国”。法国文豪雨果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到了19世纪初,拿破仑更是通过武力统一了大半个欧洲,进行了“欧罗巴合众国”的实践尝试。

进入20世纪,欧洲打了两次世界大战,饱尝了分裂之苦。特别是“二战”结束后,欧洲被撕裂成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为了抵抗共产主义,西欧率先倡导统一,组建联盟。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1886~1963年)公布了号召欧洲一体化的计划,即“舒曼宣言”。为了纪念这一天,欧盟将其确定为“欧盟日”,俗称“欧盟国庆节”。

在舒曼等人的推动下,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6国成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这是欧盟的前身。舒曼还曾担任过欧洲议会的第一任议长。由于舒曼对欧盟的非凡贡献,他被称为“欧盟之父”。在欧盟总部所在的“一亩三分”地上,舒曼的名字几乎是“遍地开花”:舒曼地铁站,舒曼纪念碑,舒曼雕像,舒曼广场。

在60多年发展历程中,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从项目单一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已发展成了今天集政治、经济和安全为一体的“多元化联盟”;从初始的6个成员国,已发展成了今天拥有28个成员的“大家庭”,而且还有许多欧洲国家排队等着被接纳为新成员;从开始的关税联盟,发展到了今天的货币联盟。在欧盟28个成员国中,已有17个使用了欧元,组成了欧元区。

有人说,欧盟国家争吵不断,好日子已经过完了;也有人说,争吵归争吵,但欧盟却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争吵总比战争好。所以,2012年欧盟成立60周年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还有人说,如果欧盟维持住欧元,彻底摆脱了主权债务危机,将来还有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年)是英国知名的浪漫主义历史学家。他在《论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中说,历史是英雄轨迹的集合。欧盟作为一种超国家的国家联盟,完全是欧洲精英们人为设计的“产品”。可以说,欧盟之所以不断前行,正是因为踩准了精英们设计的轨道。

(原文见 http://zqb.cyol.com/html/2013-12/13/nw.D110000zgqnb_20131213_1-12.htm

大航海家哥伦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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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接见哥伦布的国王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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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家堂

哥伦布去世前,还到美洲航行了3次,分别是1493~1496年,1498~1500年和1502~1504年。在4次美洲之行中,哥伦布发现了巴哈马群岛、古巴、海地、多米尼加、特立尼达等岛屿。他还曾登上美洲大陆,考察了委内瑞拉和洪都拉斯等国的海岸线。

作为一位航海家,哥伦布既是成功的也是失败的。他的成功之处是发现了美洲大陆,将地球连成了一个整体;他的失败之处是,至死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既没到达亚洲也没通过航海发大财。美洲虽然给西班牙带来了大量金银,但伊莎贝尔女王却从来没有兑现她答应哥伦布的条件。直到哥伦布临终前,迭戈依然在和西班牙王室打官司,为父亲争取他应获得的权益。

历史有时也是如此出人意料。哥伦布的个人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他的壮举却无意中促进了全球人类和动植物史无前例的大融合。l972年,美国生态历史学家克罗斯比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克罗斯比运用生态学观点和生物地理学知识,对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人类历史进行了重新解读。

按照克罗斯比的说法,哥伦布的最大功绩在于,将泛大陆的裂缝重新缝合了起来。1492年之后,随着欧洲商船将成千上万的物种带到大洋彼岸安家落户,全球的生态系统开始交错融合。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如今才能在意大利看到西红柿,在佛罗里达品到橙子,在瑞士吃到巧克力,在泰国尝到红辣椒。这些东西都是从美洲传到那里的。如果没有哥伦布,我们肯定吃不到意大利的比萨饼。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美洲已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一批又一批的西班牙殖民者却摧毁了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按照以前的传统说法,西班牙人之所以取胜,是因为他们武器先进和手段残忍。但克罗斯比却认为,是因为殖民者带去了美洲人没有免疫力的天花等病毒。正是因为这些病毒,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印第安人,西班牙人才得以在美洲立足。

2012年,美国记者曼恩也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1493年:揭秘哥伦布发现的新世界》。这本书可以看作克罗斯比著作的续篇,但曼恩观察问题的视野似乎更为广阔。

哥伦布及其之后的欧洲人从美洲发现了烟草。这种令人兴奋、使人上瘾的东西引爆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消费时尚。英国在弗吉尼亚建立第一块殖民地(1607年)前,伦敦的“烟馆”已达7000多家。这些烟馆类似于咖啡馆,为这座城市日益增多的瘾君子提供购买和吸食烟草的场所。巴塞罗那的哥伦布纪念碑,哥伦布高高扬起右手,手中握的就是一只美洲烟斗。

在欧洲,爱尔兰曾是个饥荒频发的国家。但从美洲引进土豆后,爱尔兰人营养大增,生育能力增强,从而使其人口总数迅速翻了1倍,达800万(1840年)。可是,在1845年~1852年间,由于病疫霉菌造成土豆减产,爱尔兰也因此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100多万人饿死,200多万人逃离祖国,其中3/4移民美国。直到现在,爱尔兰的人口也只有400多万。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170多年来国土面积没变,但人口却减少了50%的国家。

在中国,红薯和玉米扮演了相当特殊的角色。这两种作物从美洲落户中国后,中国农民对不产稻米的荒地进行大量开垦和种植。在新作物的滋养下,大清王朝日益繁盛起来。但由于开荒造成植被破坏,水土流逝,洪水泛滥不断,饥荒和民众骚乱也不断,大清帝国的政权也因此动荡不已。

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欧洲也因此受过害,最突出的例子是梅毒。欧洲的水手们由于职业因素,性伙伴经常变换。他们返航后,把这种欧洲不曾有过的疾病带了回来。梅毒在欧洲迅速传播,许多欧洲人因此而丧命。

今天,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已经520多年了,但他在美洲的影响依然很大。洪都拉斯、巴西、厄瓜多尔、委内瑞拉、智利、哥伦比亚、巴拉圭、哥斯达黎加、巴哈马和美国等十几个国家,将美洲发现日称为“哥伦布日”,全国放假予以纪念。西班牙更是将10月12日定为国庆节予以庆祝。

1992年500周年大庆时,美洲国家高调赞赏哥伦布的伟大成就,许多美国人甚至愿意将美国称为“哥伦比亚”。当然,也有很多印第安人反对哥伦布,将他描绘成卑鄙的殖民者和贪婪的掠夺者,甚至也有人建议将“哥伦布日”改为“土著人日”。

究竟应如何评价哥伦布?人不同看法自然也不同。但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哥伦布是地理大发现时代最著名的航海家,他的名字直到今天依然十分响亮。

对于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来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一句名言。但大家肯定也没有忘记另一句名言——“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喜欢“笑谈”历史观的人,不妨听听加拿大脱口秀艺人罗素•彼得斯是如何辛辣调侃哥伦布的:

——什么是哥伦布的伟大发现?
——他找的是印度,发现的却是美洲。
——那个傻×走丢了。他甚至连哪个半球都没找对。
——其实,他知道他到达的不是印度。他为啥将这里的人叫印度人(印第安人)?
——因为他不想在所有船员面前栽面子。
——与此同时,我们站在印度海岸上抱怨:“哥伦布死哪去了?那狗日子的又走丢了。”

(原文见http://zqb.cyol.com/html/2013-06/21/nw.D110000zgqnb_20130621_2-12.htm